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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巷尾声声慢 大雅之堂满江红——对百年二胡艺术三次跨越的探讨--《艺术教育》2006年05期
2010-01-01 23:32:00   来源:   评论:0 点击:

内容摘要:本文以纵向的历史视野,由前到后,从名家的作品到名人的演奏技法,对百年二胡艺术的三次跨越进行了梳理,求索二胡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其传承与创新寻得根基。  http://www.erhuart.cn/index.asp
  关 键 词:二胡 艺术 作品 风

内容摘要:本文以纵向的历史视野,由前到后,从名家的作品到名人的演奏技法,对百年二胡艺术的三次跨越进行了梳理,求索二胡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其传承与创新寻得根基。  http://www.erhuart.cn/index.asp
  关 键 词:二胡 艺术 作品 风格 
  二胡,在我国民族乐器中占有重要一席,其地位可相当于西洋管弦乐中的小提琴,因其音色柔美,酷似人声而深受国人的喜爱。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艺术水平不断提升,二胡以其独特的韵味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国人对二胡之所以情有独钟,除前所言及之外,还有它物美价廉、携带方便以及体裁广泛、题材丰富、风格浓郁等优势。二胡艺术历经磨难,在几代人的苦苦追寻下,已成为世人雅俗共赏的民族瑰宝。追溯和研究二胡艺术的三次跨越,对二胡艺术的反思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20世纪初,以纳洋兴中为代表的刘天华和以民间艺术为基础的阿炳所形成的二胡艺术的第一次跨越  http://www.erhuart.cn
  二胡艺术第一次跨越发展的发端,正值历史处于必须选择,并且已经开始选择的20世纪初,“许多有志之士审时度势,纷纷远航探求科学与民主的道理,西方音乐文化也就是在此时大规模传入。……之后,中国音乐家们以此作为参照系,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认真梳理,比较优劣,然后对其不足之处进行加工改造,刘天华就是其中一位优秀的代表。”[1] 
  刘天华(1895—1932),江苏江阴人。由于他生长在“五四”时期,深受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改革社会、改革文化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对音乐的学习和工作。“虽然他从西乐正式起步,认为西乐成熟,但究竟不能削足适履地把它搬来应用在中国人的意识、语言、性格之间。欲求适于表现中国的国民性,非就中国古有之国乐加以改革不可,非用新的方式加以创造不可。”[2]刘天华所倡导的国乐不是停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圈子里,而是有着远大的理想。他创作了由浅到深的二胡练习曲47首、独奏曲10首。同时,他改进了二胡的构造及规格,明确了二胡的定音,改革了二胡的演奏技法,规范了二胡的记谱及演奏符号等等。 
  刘天华创作和发表的著名10首二胡独奏曲,在艺术上各具特色,并真实、充分而又深刻地将自己的情感融于作品之中。除此之外,他的作品及演奏有不少创下了胡琴艺术的第一。如他的传世之作《病中吟》借鉴了西洋的作曲技法,第一次运用复三部曲式结构来为二胡谱曲,第一次通过此乐曲的演奏,实践了由他第一个提出并改革的二胡定音、定把、换把、揉弦等科学、系统的演奏技法。特别是他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以铿锵有力、振奋激昂、蓬勃向上的旋律,表达了人们追求光明、渴望社会进步的坚定信念 。仅此一曲,又创造了二胡艺术史上的三个第一,即:第一次在二胡作品中频繁出现转调;第一次将小提琴的颤弓、连顿弓技巧应用于二胡演奏之中;第一次将进行曲的音调作为二胡作品的主旋律。 
  “在中国音乐史上,是刘天华把二胡伴奏地位提高到独奏地位;是刘天华将二胡从民间艺人、和尚、道士的手中引到高等学府;是刘天华使二胡演奏有了科学化和系统化的训练教材;是刘天华创作出全新的、反映时代和民族精神面貌的二胡独奏曲……从刘天华早期作品就可以看出它借鉴西洋,但不全部照搬,他保留传统的特色,但总要赋予它以新的因素。” [3] 


  在以刘天华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将二胡提高到专业音乐领域并使其登堂入室的同时,民间艺人的广泛实践,也使二胡艺术得到了提高。阿炳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之一。 
  阿炳,原名华彦钧(1893—1950),江苏无锡人。自幼随父学习音乐。他与刘天华是同一时代人。作为一个民间的音乐家,他高深而渊博的艺术修养,扎实而精湛的演奏技巧,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然而由于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间艺人阿炳,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表现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愤和反抗之情。特别是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是他在双目失明后,用超人的音乐感悟、惊人的音乐记忆力,在琴弦上创作演出的千古绝“奏”。意境深邃、技法独特并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二泉映月》,深得世界人民的喜爱,并被国际乐坛公认为世界名曲之一。甚至人们将其改编成二胡协奏曲、弦乐四重奏和弦乐合奏曲及交响乐曲等形式奏响在各种场合的音乐会上并久演不衰。“近年来在外国人的眼中,《二泉映月》几乎成为中国二胡的代名词。”[4] 
  阿炳的《二泉映月》在乐曲的结构上,运用了传统民族器乐的变奏方法,即由主题和它的五次变奏组成;在乐曲的演奏上,根据乐曲表现的需要,巧用了不规则弓法。一方面突出了乐曲的个性,另一方面丰富了二胡演奏的技巧浪弓,在乐曲《二泉映月》里也是别具一格的演奏技巧,即在演奏的长音上,通过瞬间运弓速度的变化而产生的具有律动效果的技巧;指法上,阿炳大量运用具有特色的滑音,即食指作定把的滑音。如乐曲第三、五小节等多次出现的角音、羽音,均采用由同指向上挑来奏出,这种带有棱角的滑音更加显现出阿炳的倔强个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不论是以纳洋兴中为代表的刘天华或是以民间艺术实践为代表的阿炳,他们都“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地对中国二胡艺术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过去了,他们在中国二胡艺术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艰辛的足迹,他们的尝试和实践都对当今二胡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们的认识论、方法论仍然置于时代的前列,仍然可以借鉴于我们新的世纪里。无疑,他们对中国二胡艺术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20世纪中期,以作品的增多、演奏技法的丰富所形成的二胡艺术发展的第二次跨越 
  在经过刘天华和阿炳等一代人的努力下,改进后的二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其中专门为二胡创作的独奏曲不乏精彩之作。如:孙文明的《流波曲》、钟义良的《春诗》、曾寻的《拉骆驼》、黄海怀的《赛马》及其移植的东北民间双管乐曲《江河水》、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等等。在此期间以反映乡土气息的作品较为突出如:赵震霄和鲁日融的《秦腔主题随想曲》、增加庆的《山村变了样》《赶集》、王国潼根据张撷诚的板胡曲《翻身不忘共产党》改编的二胡独奏曲《翻身歌》等等。这些作品都以浓郁的地方风格、清新的旋律、多种不同的演奏手法,生动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第四届“上海之春”的二胡比赛中,一大批优秀的二胡作品及优秀的演奏人才脱颖而出。如,乐曲《赛马》,“第二次变奏时,它是以伴奏乐器演奏主旋律,由二胡用拨弦模仿马蹄声来做衬托,这种形式是黄海怀先生的一大创举,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拨弦乐段。”[5]这一独特的演奏技法,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为二胡的表演艺术增添了一道风景。至今,《赛马》这一结构精干别致的乐曲,以其不凡的表现、琅琅上口的旋律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还须得提的是,王国潼演奏的《三门峡畅想曲》的第五段时,大胆尝试了不带滑音,干净利落的快速跳把;几乎整段创造性地运用了自然跳弓这一难度较高的技巧,为烘托乐曲的气氛、丰富二胡的演奏技巧、提高二胡的表现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刘文金的这部作品及由他创作的《豫北叙事曲》,都以其浓厚的时代气息、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深受世人的喜爱。无论在主题形象的塑造、结构安排、调性布局及演奏技巧等等方面,都达到了当时二胡艺术的最高水平,并引起了音乐界的轰动。这两部作品的伴奏采用与钢琴合作的形式在舞台、在赛场亮相,恐怕在此之前还未曾有过。经典之作加之精彩的演奏,得到广泛的好评。至今,这两首乐曲几乎成为每一位学习二胡者的必拉曲目。 
  由上所述,通过大量二胡作品的问世,极大地提高了二胡的演奏技巧,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引发了中国二胡艺术的第二次跨越。 
  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作品交响化、表演时尚化形成的二胡艺术发展的第三次跨越 
  首先,交响化:1980年,以张晓峰、朱晓谷由唐代诗人杜甫的同名诗创作而成的江南派的二胡叙事曲《新婚别》,以原诗的情节为序,将该曲的五个部分分别写有“引子”“迎亲”“惊变”“送别”“尾声”的标题。乐曲“为我们讲述了唐代的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一场深重灾难。为了防守边关,平定叛乱,朝廷四处征兵,连新婚夫妇也不能幸免,丈夫忍痛从军,妻子含泪送别的故事。” [6] 
  1981年,由刘文金创作的北方派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集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由二胡这件民族乐器与民族交响乐队的协奏,以雄浑壮观的长城为背景,以饱经沧桑的长城作见证,来向人们诉说中华民族的兴衰,展示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不畏强暴的斗争历史。全曲共四个乐章:《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遥望篇》。“《长城随想》是二胡作品中题材重大、音乐情感深邃的一首乐曲。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将二胡这件古老的乐器,赋予交响般的宏伟气魄,表现如此伟大的主题。因此,将这首作品誉为二胡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是当之无愧的。” [7] 
  1981年,由关铭根据陕北同名民歌创作的西北派的二胡叙事曲《蓝花花叙事曲》,塑造了一个农村姑娘敢于向封建势力抗争的坚强性格。乐曲在中国传统音调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洋奏鸣曲式的结构,由引子、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和尾声组成。其中引子部分以民歌《蓝花花》的主题,将人们带到了辽阔的陕北黄土高原,乐曲的呈示部分从不同的侧面着重塑造了山村姑娘蓝花花的形象,乐曲的展开部是由标有“抬进周家”和“出逃”两个标题的若干段落组成。通过不同调式的转换及大量采用民间音乐中的“合头、摇板、快板、紧拉慢唱”等创作手法及不同的运弓幅度、揉弦力度、滑音速度等等演奏技巧,使音乐充满戏剧性的张力,生动地刻画出了在封建势力下,像蓝花花这样的女子遭受的不幸和反抗精神。“乐曲的再现部比较短小,作者把它作为尾声来处理。这是一个深情的慢板部分,徐缓柔美的旋律,表现人们对蓝花花无限的缅怀之情……。”[8]  中国二胡艺术网http://www.erhuart.cn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有如此规模、并富于交响性的三部大作问世,这在二胡艺术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此,拉开了二胡作品交响化的大幕。此后,还有吴厚元根据歌剧《江姐》的主题音调创作的《红梅主题随想曲》,王建民创作的《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二二胡狂想曲》《第三二胡狂想曲》,关乃忠创作的《第一二胡协奏曲》等等上乘之作。另外,一大批或移植、或改编的二胡乐曲也在此时相继出现。如《无穷动》(意)帕格尼尼曲、《卡门主题幻想曲》(法)比才曲,等等大量优秀中外作品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二胡艺术的发展,再次佐证了作品与演奏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 


  如果说,80年代之后,二胡新作品的层出不穷带动了二胡演奏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像宋飞、于红梅、严洁敏、马向华等中青年二胡演奏家,形成了二胡艺术的姹紫嫣红、声色尽显的局面;那么在此之后,舞台上、屏幕上频繁出现的女性“唱主角”这一“巾帼不让须眉”的客观现象,就不能不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种器乐表演的时尚。除上述中青年女性之外,还出现了像李媛媛、孙凰、王颖等一批功夫不俗、实力不凡的后起之秀;更有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的北京“女子十二乐坊”这一动感性强的民乐立式演奏。时下,就这一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女性化现象,有人为之担心,认为如此沿革,会造成柔众刚寡、阴盛阳衰而失生态平衡。甚至提出了在音乐学院的招生及乐团聘乐手时,应规定性别比例。对此,朱道忠先生撰文指出:“窃以为这位同志过虑了。其实他只考虑了男女在数量上的倾斜。……事实上,二胡作为一件近乎人声的拉弦乐器,它的音色和韵味无一不体现出一种秀美和润的风韵和馥郁纤巧的灵性,是一种以抒情见长的乐器,它本身的气质就是女性的。……女演奏家以她那温柔细腻的气质和灵秀,处理乐曲里面的一些微妙含蓄的神韵以及顾及整体的敏捷反应上,都是强项。并且,女性生理上的韧度和心理上的柔度,都更适宜于应付刚柔相济的乐曲。”[9]朱道忠先生所见可谓深邃、洞彻。笔者也以为二胡女性化现象的出现,所改变的不是男女数比的数学关系,女性能与男性同台竞技并改变男性独领风骚的舞台局面,无疑为二胡艺术的发展,增添了无限活力。不仅不可妄断为阴盛阳衰,反可视作二胡艺术繁荣似锦的一种时尚表征。 
  以上从历史研究的视野探讨二胡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三次跨越,并梳理了每个阶段的作品、技法的发展。但整体看来,考察二胡艺术,从时间角度研究其发展,虽然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但这不是唯一的角度,地域性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历史不仅是河流,河流不仅是一条。历史不但是时间的动态变化,更有赖以存在的空间的静态差异,亦即还有纵向曲线——历史的空间特征及其组合。”[10]窃以为,这一看法甚是符合二胡艺术发展史的研究情况。如果能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将注重时间的历史性研究与空间的共时性研究结合,可为二胡艺术的研究工作增加立体而鲜活的气息。 
  参考文献: 
  [1]项阳.《中国弓弦乐器史》,第295页,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第1 版 
  [2]傅建生.《尊重历史原貌,从新评价刘天华》,《中国二胡》创刊号 
  [3]同[2] 
  [4]赵寒阳.《二胡经典名曲50首详解》第9页, 海潮出版社2001年第1版 
  [5]赵寒阳.《二胡经典名曲50首详解》第111页,海潮出版社2001年第1版 
  [6]赵寒阳.《二胡经典名曲50首详解》第328页,海潮出版社2001年第1版 
  [7]赵寒阳.《二胡技法与名曲演奏提示》第299页,华乐出版社1999年第1版 
  [8]赵寒阳.《二胡经典名曲50首详解》,第326页,海潮出版社出版,2001年第1版 
  [9]朱道忠.《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中国二胡第二集》第36页 
  [10]程民生.《开拓历史的空间——历史的地域研究刍议》《光明日报》1999年6月25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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